□ 王烁辉
3. 血腥“扫荡”下的 牺牲与坚持
1941年3月30日至12月25日，日伪连续推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但在冀东八路军的坚决打击下，以伪“治安军”为主的敌军基本不敢进入我们的根据地基本区，战火未大规模波及鲁家峪地区。而1942年4月的这次行动，日本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精锐尽出，妄图把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彻底摧毁。
《救国报》社部分同志在鲁家峪的山坡上
《救国报》社部分同志在鲁家峪的果树下合影
面对日伪来势汹汹、昼夜不停的重重“扫荡”，敌后形势极度危急。社长崔林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得到的情报与大家分析形势，研判出这次大“扫荡”和之前相比完全不是一种规模，敌人的兵力是空前的，而且准备了“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分割封锁”“重点剔抉”等种种战术交替使用。
因此，办报工作已经不能坚持，而要以保存实力为主，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崔林打算自己先到司令部去随军行动，以便随时了解形势的变化，研究报纸下一步的出版发行工作。报社人员可回城落户，可投亲靠友，也可自由活动，最好离开鲁家峪一带。
《救国报》被迫暂时停刊。
同志们按照崔林的意见连夜分散，几位女同志被安排到老乡家隐蔽，但是更多人却一时定不下转移的目的地。这时，布于打算先到腰带山地区去探探路，他的弟弟在那个地区当区长，比较熟悉情况。临行前他和同事们说好，如果腰带山一带情况较好，就来信让同志们都去。未料此一别竟成永诀。
布于抓紧时间离开被敌人重兵围困的鲁家峪。他绕过岗哨，穿林越沟，急速向东步行几十里路，到丰润找他的二弟傅泉恩。
不久后的一天，在东山沟隐蔽的陈大远等几人接到布于托人带来的口信，说是腰带山一带的群众条件、天然地形都很好，环境基本稳定，如果鲁家峪地区不便坚持，可以到他那里去。几位同志正准备出发的时候，陈大远妻子腿部意外受伤，他只得暂留下来看护。
未料一个月之后，噩耗传来：布于同志牺牲了！他同他的弟弟还有两个地方干部，一起牺牲在腰带山的“妈妈洞”里。
悲痛万分的陈大远冒险来到分别了两个月的鲁家峪北峪，在一片废墟中找到曾同布于一起生活、工作过的火石洞，想找到布于在撤离前掩藏的《救国报》和《老百姓》。但是，洞里已经被敌人劫掠一空。
陈大远坐在火石洞口，看着正在随风飘落的梨花，想起自己和布于初到鲁家峪时，布于创作的一首七绝中的两句：“风移炮火听无迹，午夜遥闻堕果声。”他默默地在心底深处依韵诵出：“连天炮火人何处？薄暮梨花落有声。”以此悼念自己的挚友。
据史料记载：1942年4月，敌人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从扫荡鲁家峪开始。仅仅十几天时间，就把鲁家峪的几个山峪，尤其是东峪、北峪、芦子峪、阎王峪等山村的民房全部烧光，对坚壁物资、隐藏伤病员与群众的所有山洞，逐个用射击、火烧、爆破甚至施放毒气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破坏，稍有可疑的地方就掘地三尺，把梯田的坝坎全部拆毁，粮食全部抢走，家具全部砸毁，共屠杀抗日群众和工作人员205人，冀东军分区设置在这里的各类机构均遭破坏。
原本繁荣兴旺的鲁家峪，顷刻变成了一片焦土。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冀东军民顽强的反“扫荡”斗争，敌人的气焰逐渐收敛。
1942年7月底，崔林从司令部回到报社的发祥地卢各寨附近。他立即召集可能召集到的同志，着手恢复《救国报》。最初集合起来的只有七八位同志，其中包括刻字员、印刷员、交通员，还有收报组的同志。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冀东军民完好地保存了印刷设备。集合起来的人员虽少，工作门类却齐全，报纸的复刊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同时，两位收报员利用反“扫荡”的空隙，认真钻研，反复试验，用仅有的收报机接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处在抗日前线和敌后的群众，终于可以通过红色电波，收到延安的广播，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大家心情为之振奋。
7月28日，《救国报》的复刊版与读者见面了。复刊版的第一篇社论是崔林撰写的。社论分析了敌人“扫荡”必将被粉碎的形势，颂扬了冀东军民反“扫荡”的英雄气概，指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报纸发到读者手里，读者把它当作反“扫荡”的捷报争相阅读。《救国报》的复刊，也被视作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被粉碎、抗日军民获得胜利的一个信号，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日的斗争意志。特别是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在《救国报》上出现，更使人们扩大了视野，见到了整个敌后根据地的形势，见到了人民的天下和胜利的曙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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