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烁辉
2.《救国报》的发展与成熟
随着敌后抗日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救国报》只能采取打游击的方式，坚持“游击办报”。而卢各寨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环境对于打游击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同时，7天一期八开版的两面油印报纸，已经无法满足广大军民希望了解更多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因此，根据党委的指示和报社同志们的计划，1941年春季，《救国报》社工作人员逐渐由卢各寨向遵化南部另一个山村鲁家峪方向迁移。
1941年夏秋之际，崔林、海山、丰原、董雪原（韧志）等报社部分工作人员一度辗转到丰润县新军屯村办报，丰原、董雪原在青救会成员徐竞家里住，白天帮房东干活，夜间编印报纸，还在此地翻印过抗日小册子。当时，敌人经常从据点出来“扫荡”“圈庄”实行“治安强化”等等。有一次，在新军屯附近出现了敌情，同志们被困在洞里两天一夜，没喝一滴水，没咽一粒粮。脱险后，同志们决定尽快向鲁家峪转移。
鲁家峪在卢各寨以西大约15公里，处于丰润、玉田、遵化三县接壤地区，这个山村长约10里，南北宽约8里，山势雄莽，地形复杂，大山峪中有小山峪，素有九沟十八峪之称。这里是一个花果之乡，果树布满山沟，各山沟里的农民多半把房屋盖在自己的果园里，居住比较分散。在这里办报，便于隐蔽。山村所属的东峪和北峪，半山腰有数不清的火石洞，这是多年来农民开凿火石的遗迹。火石洞最深的有六七十丈，稍为加工挖凿就可以互相通连，成为山肚子的“迷宫”，这是打游击进行隐蔽很好的天然条件。
到了鲁家峪后，环境虽然艰苦，但因隐蔽条件较好，印报时间也逐步多起来了。印报所用的纸张、油墨等，平时都藏在梯田石坝地洞里，用多少取多少。大家都时刻警惕着敌人的突袭，敌情不紧时，可以在屋子里印报，发现敌情时，就到火石洞里隐蔽。
这里的老百姓觉悟高，抗日堡垒户较多，我党很多后方机关如兵工厂、枪械厂、棉服厂、伤员疗养所、炸药厂，还有部队办的《尖兵报》等，也都设在这里，是冀东最早建立的一小块革命根据地。
1941年冬，报社的全体人员都集中到鲁家峪，《救国报》在此扎下根来，并很快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不仅工作人员由草创时期的几个人增加到40多人，印刷所也由一个变成两个。
在东峪，报社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而社部以外的其他小组，如刻字组、印刷组，则在鲁家峪东面的白园、耍儿峪、豹子峪一带活动，建立了报社的第二个根据地。后来，活动范围扩展到鲁家峪西面的榛子峪、井儿峪一带，又建立了第三个根据地。
此时的《救国报》不再保密，而是公开出版。报纸发行量也由创刊时的每期1000份增加到3000多份，后来又增至每期5000份，并由7日刊改为3日刊。
即使如此，仍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尤其是基层干部的要求，因为他们不仅要看时事新闻，而且希望能够读到与工作有关的文章和学习材料。因此，报社于1941年秋季，又出版了一种八开两版的油印通俗小报，叫作《老百姓》。它专门刊登一些时事解说、形势评论、政策解释、抗日英雄事迹以及歌曲、漫画、连环画等等。这个通俗小报一出版，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曾经假冒在《老百姓》上经常发表文章、漫画的作者署名，炮制反动宣传品，混淆视听。
就是在这个时期，陈大远和布于（又名傅惠轩），这两位分别在丰润两所小学教书的青年人，怀揣着炽烈的抗日火种，于同一天来到《救国报》工作。他们开始是负责刻写蜡纸，此时的《救国报》仍是油印，刻写蜡纸的任务艰巨而繁重，而陈大远和布于都是多才多艺，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造诣，而且书法娴熟飘逸，于蜡纸刻写又下功夫，所以工作上极有建树。他们刻写的蜡版字体优美刚劲，不仅受到读者好评，也受到社长崔林极高的推崇和赞扬，说由他们刻写蜡纸印出来的报纸，不只是新闻宣传品，还是优美的艺术品。
1942年，《老百姓》报的原编辑李海平（又名林岩、杨海峰）调县教育科任职，《老百姓》报的编辑责任就落在了布于的肩上。
布于善于琢磨策划各类专栏的内容和题目，接办《老百姓》报后，报纸版面增加了许多小专栏，如：《时事述评》《老百姓的话》《抗日英雄故事》《文化娱乐》等。这一时期的《老百姓》，无论版面的设计和内容，新闻的编排，都比较活泼、新颖，引人入胜。还不定时刊登一些连环画、漫画，有时还会发表布于自己按群众口口传唱的旋律和曲调谱写的歌词。
因为报纸较好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1941年，在冀东区党分委领导下，又成立了一个“抗敌文化社”，翻印出版一些政治、文化学习材料，编印八开两版的文艺刊物《文艺轻骑队》。这年秋季，翻印、出版学习材料的任务，也由《救国报》社担负起来，同时出版一种32开本的综合性油印刊物《国防最前线》，其编辑、出版等业务都由《救国报》社代管。（《救国报》时期的附属刊物后文将有详述。）
冀东地区被敌人封锁得过于严密，根据地以外的消息来源，始终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1942年初，军区司令部拨给报社一部收报机，并派来报务员，组成了报社的电台小组。这个极为难得的报务机构设置在鲁家峪以东的豹子峪。可惜报务员原来只熟悉工作联络的收发报业务，不知道怎样才能接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尽管一直在摸索、试验，可是效果不理想。
此时，报社的组织机构更加完善，社部之下设立了编辑组、刻字组、总务科、电台等机构；两个印刷所分工也更明确：第一印刷所印刷出版学习读物，第二印刷所负责印刷《救国报》和《老百姓》报。
社部、编辑组、总务科加上《国防最前线》社以及第一印刷所设在东峪（化名“五合”），驻在东峪的有李杉（崔林）、丰原、高元、高翔、海山、林岩、季风、吕新、武申、刘义兴、程义、文光、陈仲、兰森、贾敏、红叶、周芝、思奇、林月、史诺、山桥、沈同、杜文大等同志；
第二印刷所和《老百姓》报的编辑部设在北峪（化名“江滨”），驻在北峪的有布于、陈大远、徐楠、范捷民（尹铭钰）、武迎山、刘敏（严德成）、白光、张助国、伊田、寒潮、杜风（冯国玺）、石方、贺民、晓亭等同志；
报社电台设在豹子峪，生华（庄华）、列华、西华在这里工作。
还有两名随军记者：管桦和任朴。
实际上，这时候的《救国报》已经发展成为报社和出版社的综合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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