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烁辉 整理
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7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余年不屈拼搏，迎来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也是在75年前，一份已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鼓舞军民抗日斗志近十年的党报《救国报》，在新的历史阶段正式更名《唐山劳动日报》出刊，它将在今年8月1日迎来75周岁“生日”！
从1940年1月1日到1949年7月31日，这份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报纸，见证着艰苦抗战时期，冀东党组织与人民群众面对日寇与反动派的屠戮而奋勇抗争、无畏牺牲的精神与风云际会的历史变化；
1949年8月1日起，这份由毛主席亲笔题写报头的报纸又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人民一次次创造奇迹，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辉煌荣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几十年坚守、几代人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时代同路行，与人民共信仰。这份浴血而生的报纸，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既是对历史的传承，更是对今天的见证，它不仅担负着新闻记录者的使命，而且已成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救国报》，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冀东日报》（含《新唐山日报》），这张报纸诞生在炮火纷飞、血洒山河的年月，一位位先烈捐躯、一次次资料被毁，残存世间的痕迹寥若晨星，令人扼腕。
新中国成立后，《唐山劳动日报》在和平年代继续履行着先烈们未尽的新闻事业。许多亲历者纷纷提笔，用文字回忆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几十年间，报社也数次组织人力物力，以撰写文章、编辑刊物，出版书籍、画册、纪念封等形式，记录、缅怀前辈的功绩，以保留下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
这些资料珍贵、翔实但也分散，且互有交叉，或有出入。笔者因父辈当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因，自懂事起便经常出入于报社大院，也曾得到几位老前辈爷爷的呵护，更曾有幸亲见过他们珍藏的信件、日记等实物。时光荏苒、天不假年，近些年，老前辈们多已仙逝。痛惜之余，更多的是遗憾，遗憾未能多留下他们的记忆，没能多留存那个时代的记录。
近两年，笔者一直在致力整理相关资料，以业余时间，将1940~1949年间报社部分史料归纳整理集结成文，将于今日起连载于《唐山劳动日报》副刊·文史版。
本人虽尽力而为，然历史年代久远，余生也晚，且才疏学浅，行文所至，难免挂一漏万。期待尚健在的前辈和广大读者补充指正。
谨借此文致敬为新闻事业奉献青春与生命的红色新闻人！
另：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中国共产党唐山历史》等文献为基准。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丰原、陈大远、肖铃、赵景华、刘士烺、陆明、徐楠、叶遥、史向荣、李远、薛枫春、董雪原、王雪松、柳达、王省汉、山桥、吴明、岳欣、白瑛、金涛、周新华、马建国（排名未分先后）等老同志的书籍、文章、日记、信件等。文中所用图片多为已故老前辈肖铃、刘士烺等人生前珍藏，恕不一一注明。
感谢他们用这些珍贵的文字与图片，记录下那些用生命传播党的声音、宣传红色思想的不朽传奇。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救国报》和《抗敌三日刊》，在边区内外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些报刊，逐步由油印、石印发展到铅印，印数也从初期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它们是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是抗战新文化的传播者。”这里提及的《救国报》，便是如今中共唐山市委机关报《唐山劳动日报》的前身。
它是冀东地区第一张党报。
（注：《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即《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中的冀东《救国报》
冀东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侵华日军入关后统治时间最长，控制最残酷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带领冀东广大军民，面对日寇的炮火硝烟，战斗得悲壮而惨烈。
这其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在敌人一次次的“扫荡”“围剿”中，他们一手握枪、一手拿笔；背着电台、扛着器材；一边与敌人周旋打游击，一边写稿宣传、出版报纸。不管情况多么危急，斗争多么残酷，他们舍生忘死，保证党的消息及时地传送到群众手中。
他们就是《救国报》的红色新闻人。
1、 《救国报》的创刊
1938年7月，以20万农民参加的抗日大暴动，揭开了冀东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页。此后，敌人疯狂地加强了对冀东的统治。在此形势下，党领导军民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坚持抗战。于1939年1月恢复中共冀东特委，同时着手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工作，并与八路军留下的第一、二、三3个支队配合开辟多个小块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1939年3月，吴德到冀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坚持冀东游击战争是冀东党的基本任务，决定将冀东特委改为冀东地委，属冀热察区党委领导。1939年7月，冀东地委改称冀东区党分委。1939年秋，冀东所有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领导。1940年1月，成立晋察冀边区冀东办事处，这是最早的冀东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办事处建立后即着手筹建各县抗日民主政权。
在此之前的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在不能设立铅印机时，即石印油印亦极为重要。
7月，冀东地委（后改称冀东区党分委）在平西开会时，讨论了中央的这个指示，决定创办党的冀东地方报纸，也是中共冀东区分委的机关报，以宣传党的抗日路线、团结人民，组织为报纸定名为《救国报》，选派崔林担任社长兼编辑，并让他组织人员筹办。
崔林（后期化名李杉），河北玉田县人，原名马宗周，字承武，号吟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接受了党交给的筹备出版《救国报》任务之后，在遵化一带经过实地调查，反复研究，最终决定把报社的地址选在遵化县南部的山区卢各寨（今隶属遵化市娘娘庄镇）。中共冀东区分委宣传部部长徐志（又名国荣）来到遵化，通知地下党员、卢各寨小学校长戴景初协助为崔林安排新的身份。很快，卢各寨小学多了一位博学多才的“马老师”。崔林就这样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正式开展工作，党组织给他配备的交通员刘海山，则是化身为卢各寨小学的一名校工。崔林经过了解和选择，又从本村发展了3位同志参加报社的筹建工作，他们是：尹铭钰（化名齐树德，后改名范捷民），卢各寨小学教员，他文化水平较高，字迹工整，负责刻写蜡纸；冯国玺（曾化名朱仁、宋红，后改名杜风），本是福益农林场的养蜂工人，负责用一台旧收音机接听广播抄收新闻；严德成（化名孔三华，后改名刘敏），本地行商，他承担了报社的印刷、采购和发行等事项。再加上崔林和刘海山，这就是最初5人组成的《救国报》社。此外，还吸收了两位半脱产的印刷员。
《救国报》创刊时，是一张秘密的报纸，最初的活动地点在福益农林场。这里是当地一个规模很大的林果园，农林场主尹福卿是一位开明士绅，当时不在原籍。尹福卿的长子尹铭枢主持经营果园等事项，他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名望，且一直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对我党同志做过很多掩护工作。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崔林就住在尹福卿的家里。1940年6月，党组织又派根据地的丰原到《救国报》工作，当时她化名为柳梅（后来又曾改名李纹），以尹铭枢妻妹的身份作掩护。丰原的到来，增强了报纸的编辑力量。
《救国报》创刊初期，报纸在福益农林场编出刻好以后，转送到严德成家的地窖内印刷。印报都是在夜深人静时进行，由严德成的妻子担任警卫，在家门口站岗。黎明前印完后，由严德成打包成捆，亲自背到离卢各寨数十里外的一些村庄秘密发行。
因当时条件有限，故对刻印技术要求极高。担任蜡纸刻写的同志很下功夫，每张蜡纸能印一两千张，印出来的字迹依然清清楚楚。报纸的字体多为仿宋字，标题字有大有小，而且字体多样，有仿宋、黑体、正楷。版面安排也很活泼，有时还附有插图。
在报纸初创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冀东地区孤悬敌后，日伪势力极强，各种信息屏蔽严密，导致延安新华社的消息抄收不到。新闻没有来源，只能由冯国玺用一台普通收音机收听中央社和莫斯科电台的新闻广播，先记录下来，再由崔林等人从字里行间寻找比较可靠的内容，经过去伪存真、沙里淘金，整理出可用的内容。关于冀东本地区的新闻，则由冀东军区司令部、各个战斗部队和地方组织供稿。这些稿件，是当时《救国报》的灵魂。
1940年1月1日，第一期《救国报》与读者见面。由于当时人力、物力和游击环境的限制，最初的《救国报》单面印刷，只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稿件或消息多时曾出过八开四版），7天出版一期，每期印刷1000多份。报纸一经问世，就成为鼓舞军民斗志、坚定人民信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是冀东党组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像火种一样，在冀东迅速传播，熠熠发光。
